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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夜学参阅2011年8月
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   2011年12月31日   来源: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

 

 

 

干部夜学参阅

(2011.8)

 

 

●         专家、学者解读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经验和三大挑战

 

 

 

 

 

 

 

 

 

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

 

 

专家、学者解读

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张志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纲领性文献

从党的十七大到十七届四中全会。十七大时期,按我们党建学科的语言来说,形成了我们党建设的科学布局。四中全会解读的时候,我给人民网专门写过“党形成自己建设的科学布局”,科学布局包括科学的目标、正确的主线和总体的布局。总体布局当中非常重要的第五方面就是制度建设,实际上这是最根本性的建设,这是小平老人家在生前反复交代党的后辈们,一定要把所有建设的成果落在制度层面,刚才说的不以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的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这次总书记再一次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制度管什么?最重要的首先是管权,因为咱们党是执政党,是掌握着国家公共权力的。这实际上就是党政关系的问题,党与国家公共权力的关系,你靠什么,你用什么办法,你把国家公共权力管的,处理好党政关系,国家公共权力,为人民做好事,不犯错误,少犯错误,这就是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问题。另外说到管事、管人,再具体就是管事、管人,管人就是党管人才了,党管干部了;还有具体的事情,究竟事情应该怎样管,把制度建设具体化,分到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领域,怎样去落实制度建设的内容。这一次总书记讲话中深化了制度建设的一些内涵。但是有一条,方向是对的,还是听小平的话,把中国所有的改革开放的成果、进步的成果落实到制度层面上去,将来离打江山越来越远,新一代没有打过江山的,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成长起来以后,今后怎样执掌国家权力,怎么去领导中国社会,这是需要有一套制度的。因为毛主席那个时候,像小平老人家在的时候,靠他们的威望、他们个人和领导集体的威望和共产党整体打江山的威望把中国的整个事情办得很好,人们也会很拥护我们,今后没有这种资源以后怎么办?最重要的就靠制度,靠一种科学的制度安排。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

 

蔡霞:制度不在多,而在科学合理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建设关系到政党事业和政党发展的全局。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十分强调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党的制度应该构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既要就具体问题单独制定某些具体条规,也要从整体上思考制度的系统设计和安排。党的制度系统至少包含四个层面:

最高层次是党内的权力结构安排。这一体制要着眼于正确处理党员民主权利与党内权力的关系。中层设计是权力的运行机制:即在党内一定的权力体制框架内,根据党内权力与权利的互动规律来设计权力运作中各个环节上的规则。微观层面是权力运行各个环节上的操作性程序性设计。第四层面是约束个人行为的纪律要求。

有些同志对制度建设理解得比较简单,以为制定具体工作规定和约束个人行为的纪律条文就叫制度建设。其实,这是党内制度体系中最浅的层面,而这些工作规定和纪律要求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往往取决于党内的制度环境。在党内制度体系中,党内权力体制、权力运行机制、权力操作的程序性规则,这三个层面综合构成党内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好坏直接决定着工作规定和纪律要求的执行状况。一个科学合理的党内权力体制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党内力量,充分发挥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带有重大缺陷的体制机制就会恶化制度环境,误导党员干部的行为,事实上成为坑害党员干部的制度陷阱。正是因为党内权力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存在某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党内的制度环境,因而“潜规则”能够实际支配一些党员干部的个人行为。

胡锦涛同志深刻地指出:要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由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单项制度规定的创制,更要充分考虑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党的制度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链。党内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以制度管权。由此,制度建设不仅仅要根据政治理念,而且要遵循党内权力运行的规律与特点,根据党内权力与权利的互动规律来设计一整套制度链。

这一完整的制度链至少要包含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杜绝暗箱操作。二是权力在一定轨道上的封闭有限运行,防止权力运用无边界、无规矩。三是权力的公开透明和规范运行制度必须具有高度的刚性权威,防止制度的弹性化,使制度权威高于人的权威。四是对违反制度的权力行为必须给予明确的处罚。

要重视研究制度建设的成本与效能。由于多种原因,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对制度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是邓小平同志深刻地反思和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此后,党的制度建设日益引起各级组织和党的各个部门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党内民主的探索中也涌现出一批创新的制度。总起来看,制度建设成果数量众多、成效明显。但同时,也确实存在着有的党组织制定制度过于繁复、条规过于细碎的现象。实际上,制度建设并非是制度规定越多越好,而是要求其科学合理。条规的无序激增,一方面使制度的执行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又可能因某些规定之间的矛盾冲突反而成为一些人钻空子的机会,使制度效能受到影响。由此,我们需要对已有制度进行必要的梳理,将已经不适用的制度逐步清理掉,同时根据党的建设发展要求对各地创新的不同做法加以必要的统一规定,使制度获得最大的功能效应。

以先进的政党文化支撑制度建设。制度安排的背后是制度灵魂,制度的灵魂实质是党内制度的价值理性。一方面制度反映着特定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制度的确立和有效运行也依赖于一定的文化价值理念。

党员是党的事业的主人,党内一切权力归党员所有,党员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共同参与党内事务,使党内民主成为党内生活的基本方式。这是党的制度建设的一个价值理性要求。离开了价值理性,任何党内民主制度都可能空壳化,变成徒具形式而无实质意义的东西,甚至有可能打着制度建设的旗号,设置规定和程序来限制党员权利。

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制度建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深化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党的制度建设也与深化政府行政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能、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党依法执政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推进党的制度建设需要放到整个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大局中去谋划,注意解决好党内制度建设与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机衔接和协调配合问题。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韩庆祥“四个坚定不移”有重要战略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论断。这就是:在前进遣路上,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我们前进道路上遇到重重险阻的情境下,我们党提出这“四个坚定不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那天起,就担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今天,要继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必须做到“四个坚定不移”:   

第一,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强调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大大提升的根本原因。今天,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而,我们只有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牢牢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在继续扭住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

第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权力结构的调整,因而是难啃的“硬骨头”。由此,一些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勇气和信心,缩手缩脚,甚至有些人为政治体制改革制造种种障碍,不愿改、不敢改的情绪出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第三,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尤其是在今天,文化和文化软实力日趋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民族素质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一个关键。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硬实力的竞争,而且是软实力的竞争。由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第四,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蛋糕”做不大,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蛋糕”分不好,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目前,因“蛋糕”分配不公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历史反复告诫我们,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因此,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定不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这“四个坚定不移”,表明我们党在方向性问题上“抓得准”、“抓得狠”,具有“坚定不移”的定力。

(作者为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

 

杜耀峰:为人民服务是永远的“生命工程’’

“依靠谁,为了谁,我是谁”,这不仅是一句自我省思的哲学追问,更是一个先进政党必须时刻回答的重要命题。

细心的人发现,在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人民”一词出现多达136次。“紧紧依靠人民”、“拜人民为师”、“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如此充满感情的论述,既是对辉煌成就的科学总结,也提供着开启未来的“钥匙”。

回望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人民”,始终坚持着一种行动——“为人民服务”。只有理解了党与人民的关系,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守,才能破译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为什么能够从各种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历经挫折还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支持,为什么能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就像一块永恒的试金石,时刻考验着每一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为人民服务是永远的“生命工程”,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任何政党都必须行动着,如果没有行动,政党必然从政治中出局。90年来,正是因为将革命、建设、改革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将为人民服务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中国共产党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新的历史时期,重申“人民”的重要性,继续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依然呼唤这种“行动的政治”。

今天,对肩负重要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无论是经受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这“四大考验”,还是抵御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仍然需要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人民服务”仍是我们一切努力的方向。

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该认识到“行胜于言”,人民群众不仅看你说了什么,更要看你做了什么;如果“为人民服务”只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那就只能成为消解信任的“空头支票”。每一位党员干部在开展工作的时候,都要仔细想一想:究竟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还是站在个人、少数人立场上说话办事?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还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把握前进的航向,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建党90周年之际,在当年曾经见证“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的革命老区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谈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时,由衷地“向全省人民致以崇高敬意”,同时向全省党员干部提出了“站在人民立场”谋划发展推动工作的要求。“上下同欲者胜”,我们深信,一个把人民利益书写于党章、宣示于誓词、贯穿于行动的政党,一个在各个层面都能与人民互动、为人民掌权用权、替人民谋求福利的政党,必将获得最为深厚的力量,保持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作者为《陕西日报》社长)

 

卫建国:“五德”导向广开进贤之路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和用人导向。他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用人导向既是干部选拔任用标准和导向上的新发展,又是对党的干部个人素质和个人品德的新要求。这对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干部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刻领会“五德”要求的精神实质,首先需要厘清“德”之内涵。通观党的文献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干部选拔任用标准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之“德”,有广、狭两种含义。从广义上说,“德”既指对干部的思想政治要求,也指个人品德要求。从狭义上说,“德”则特指对干部的个人品德或品行要求。作为党的干部,首先必须具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具有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宽阔胸襟。同时,党的干部还必须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或品行,具有高尚的个人道德形象。身为党的干部,在思想和品行上严于律己、严格要求、无私奉献,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要求。

坚持把德放在首要位置,把德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标准,意义重大。德的作用在于德能使党的干部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干部的行为选择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保证。德关乎干部的个人形象及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关乎广大群众对干部的信任与认可。个人之德的丧失,是一个干部走向堕落和自我毁灭的深刻内在原因。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五德”用人导向,从不同视角对德之作用及德与才的关系作出了科学概括:“以德修身”从党的干部个人品德修养的角度阐述德之作用,强调德对个人品行、个人修养的重要价值,强调“修己”和“行己”的重要性;“以德服众”从党的干部个人之德对群众影响的角度说明德之作用;“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和“德才兼备”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德与才之间的深层关系。德不仅可以统才领才,而且可以进一步培育、发展和提升个人才能。一个人的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和锻炼出来的。一个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人,会不断自觉地努力提升自身的才能,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而一个对党和人民事业没有责任心的人,则必然精神懈怠、不思进取,甚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其才能也终将消磨殆尽,变成对社会无用甚至有害之人。由此可见,在干部选拔任用时坚持把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证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的根本保障。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刘川生:怎样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多处谈到“精神力量”、“精神动力”、“精神追求”、“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增强精神力量”、“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讲话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讲话把“精神懈怠的危险”放在“四个危险”之首,令人警醒。

我们党历史上培育出来的精神,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苦难走向辉煌,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政党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在革命年代,无数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为中国革命在困境中峰回路转、呈现蓬勃生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在建设时期,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成为共产党人豪迈气概的生动体现;在改革岁月,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成为我们创造奇迹和辉煌的强大精神支撑。党的伟大精神,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延续,是几百年来中国人民追求独立、民主、富强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百余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凝练升华。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面对历史的重大机遇,应对时代的严峻挑战,我们共产党人在今天更要大力弘扬以下精神: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求新求变,贯穿创新主题的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性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上迈出了新步伐。着眼未来,我们要把创新精神作为强大动力,不断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以人为本、勇做先锋的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最集中最生动的表达。我们党就是为了服务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更要勇做时代先锋,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的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一个根本点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的锤炼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政党,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甘于奉献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精神追求。据不完全统计,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仅有名可查的烈士就有370万名。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共产党人要谦虚谨慎、埋头苦干,志存高远、乐于奉献,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伟大事业。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以上资料来自人民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经验和三大挑战

房  宁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奋斗、探索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从九十年前那个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一盘散沙,面临着深重的国家与民族生存危机的中国,变成了今日之初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国家。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三大重要经验

“胜出必有所长”,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是有诸多原因的。如果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要归因于三个最主要的经验,这就是:依靠群众、团结精英、善于学习。这些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九十历史,特别是在当前执政时期的,最为重要的经验。

经验一:依靠、发动人民群众救亡图存,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自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各主要社会集团,包括上层统治阶级中的开明官僚集团、士大夫集团,新生的工商资产者阶级直至下层的农民阶级,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冬一系列奋斗和探索,试图改变中国的前途命运,但最终都没能解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的苦难日甚一日。其中以早期资产阶级为主体发动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探索和努力,试图通过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救国救民,虽然形式上建立了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却没有发挥实际的功效,反而使国家进一步陷入了混乱和分裂。   

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各个阶级、集团的各种救国方案和努力都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所有的方案及其实践都没有真正发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都没有找到一种办法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以主人翁精神发挥出历史主动性改变国家的面貌。

最后做到这一点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结合、运用于中国实际,彻底地发动和依靠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民主,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

当年孙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胡汉民等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

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道出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居上”、“脱颖而出”的成功奥妙:“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

经验二:团结精英骨干,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前列

中国共产党坚决依靠和善于发动群众是她显而易见的政党特征,但中国共产党并非所谓的“草根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她九十年的历史中,在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同时,从始至终十分注意团结社会精英,始终把精英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骨干。

在历史上,包括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出自社会底层的革命运动和政治集团,具有强烈的“草根性”,具有反精英的倾向。这在草根运动中是常见的现象。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就一再告诫全党需要注意防止重蹈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覆辙,而狭隘性,对旧精英阶层的拒斥就是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建军历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文献《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在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历数当时威胁党和人民军队生存发展的八大错误思想,其中分列二、三、四位的“错误思想”就是:“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绝对平均主义”。这三大错误思想实际上都是当时弥散于党内和军队内的排斥精英的“草莽”思想。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一支草莽队伍、不是一群“绿林好汉”,相反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十分注意防止出现作为一个反抗上层阶级统治的革命党经常具有的那种来自内部的“草根”和“民粹主义”倾向。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有统一思想、统一纪律的高素质的政治集团。

在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中集中了当时中华民族最勇敢、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一批英雄人物。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调整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爱国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各项事业的创建和迅速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纠正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错误路线,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先后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一系列新的理论阐述和方针、政策,使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优秀成员成为党组织和各级干部中的主要成分,大大提高了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时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很短时期内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骨干力量,是中国现代化的宝贵财富。如何看待与对待这个阶层,关系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在与未来,甚至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做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现在应当说初步团结了这个重要的社会阶层,这对中国的未来,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后的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下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团结了当时最为需要的军事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工商精英。为中国人民和党的事业提供了保证。   

经验三: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是一个具有很大“弹性”的政党。这一点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研究者所认同。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和中国的表现经常出乎国外观察家、研究者的预料。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中国“测不准”的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和调适能力。

远的不说,从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别国的经验教训中进行了“四大学习”。这“四大学习”对于中国的发展、崛起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大学习”:从苏东剧变中汲取经验教训。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和失败的改革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叶利钦的全盘西化和野蛮资本主义以及东欧的失败,教育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部分群众,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原来的一些幻想,结果使中国内部的思想分歧有所缩小,稳住了阵脚,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继续坚持。

“第二大学习”:是汲取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与苏东剧变同时期发生的海湾战争震撼了中国,尤其是震撼了中国共产党与军队的领导层。美国军队的巨大优势凸现了所有可能成为美国对手国家的巨大劣势与危险。从那以后,中国调整了政策,重新规划和加速推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经过20年的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和平保证。

“第三大学习”: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领导层对经济全球化原有的认识。中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了全球化的两面性,在以后的日子里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有选择、有步骤的开放,对于经济全球化采取了趋利避害的政策与策略。

“第四大学习”:是新世纪以来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遍及拉美主要国家,照搬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拉美国家蒙受重大损失。以拉美教训为镜鉴,中国更加坚定了走自己道路的决心和意志,特别是认识到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性。

这“四大学习”也是中国的四大“福气”,善于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学习,善于审时度势,使中国少走了许多弯路,化险为夷,一路前行。

未来的三大挑战

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独立、解放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未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多,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在这些问题和挑战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三项,即:西方遏制、党内懈怠和价值观冲突。这些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在和将要面对的三大考验。

挑战一:如何应对西方遏制

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跨越式发展,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了。中国的发展既有自身原因,包括自身禀赋、制度优势以及主观努力等等;也有外部条件和机遇,这包括利用了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资本转移,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基地,世界经济进入了所谓“中国制造”的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迅速崛起的时期,而西方特别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使美国的战略重点迟迟不能东移,为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

现在世界形势以及中国的战略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已经真正到了改变世界秩序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西方主要是美国也日益希望把战略重点尽快东移,以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崛起。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能否在较短时间内真正实现战略东移,以及西方特别是美国究竟准备如何对待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中国能否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保持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国所期待的那种互利双赢,以及某种程度的和平相处,西方特别是美国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与适应中国的崛起。这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的重大问题,也是事关亚洲乃至世界未来和平发展的大事。

挑战二:如何应对党内的懈怠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这过去是,也会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信条和真理。但是,问题是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长期执政的考验。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长期保持党的团结、纪律和廉洁的问题,使党组织始终站在民族复兴大业的前列,始终保持自己的执政资格与能力。但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看,一个长期执政的政治集团,特别是在取得巨大成绩情况下,在长期和平与稳定环境下,继续保持自身的传统和本色难度很大。

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其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团结、纪律和廉洁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党的意识形态,甚至也并不是党和国家的制度,而在于外部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压力。压力是保持一个政治集团团结、警醒和有道德水准与战斗力的首要条件。抑或说,是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乃至新加坡国家一直处于巨大的外部压力之下,党的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制度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实际上,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的历程和经验也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早在建国之初的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就曾向全党发出号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样一股劲儿。长期以来,我们党的领导层也一直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居安思危”,要求大家具有“忧患意识”。我们国家正处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中国社会日新月异,一二十年的光景,一两代中国人竟然目睹了城市天际线的改变,这是亘古未见之事。当今的中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古来传说中的“歌舞升平”,如今正为我辈亲眼所见。

如此幸福、开心的年代,何来“忧患”?没有”忧患”,又何来“忧患意识”。而若无“忧患意识”、不能“居安思危”,我们党又如何能够保持宗旨与传统精神?党内的一部分干部党员的懈怠问题至今并未真正解决。

挑战三:如何应对价值观的冲突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便出现了一种现象,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各个阶层却滋生不少牢骚和抱怨,俗称“端起碗吃肉、撂下筷子骂娘”。如今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和突出。实际上,此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乃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经历。如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美国,一方面,正是迅速崛起并逐渐步入世界顶级大国的年代;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矛盾多发,社会冲突加剧,文化多元、行为怪异的年代。如今我国社会与其当年颇有类似。

这种现象背后实际上是社会的价值观冲突。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广泛、深刻而迅速的变化,以致让生活其中的人们都感觉有些陌生。如果从形而上把握中国30年的变化,可以将其概括为社会价值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斗私、批修”,即以“牺牲奉献”、“为公利他”和“艰苦朴素”为基本价值,到今天的“财富”、“成功”和“享乐”为重要价值。由此带来了社会的普遍不适应。这其中既包含价值之间的冲突与不协调,即传统价值与新价值的对比碰撞;也有价值变化与价值观不适应带来的困惑与挫折感;还有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人们对许多社会现象不接受、不适应、看不惯、心生厌烦与抱怨,并由此而生出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

价值观冲突现象在其他国家会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及新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稳固,而带来一次新的文化整合,各个阶级阶层会逐步适应自己新的社会角色,形成各自的审美标准、评价标准,逐步地使社会归于平静。但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迅速变动之中,新媒体的传播作用,使得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观冲突显得更加突出与难治。而这又是中国社会必须经过的关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11年7月11日《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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