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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夜学参阅2011年2月
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   2011年12月31日   来源: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

 

 

 

干部夜学参阅

(2011.2)

 

 

 

●    正确认识“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    五中全会与中国发展大势

●    我省“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展望

●    观点摘编

  

 

 

 

 

 

 

 

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

 

正确认识“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最近撰文指出:

(一)国际环境的新趋势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供需关系、治理结构调整变化,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多方面影响。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发生新变化。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各国经济复苏仍不均衡,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不振,房地产、金融等支柱产业在危机中受到重创,新的经济增长点短期内还难以形成。一些国家政府负债过高,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其潜在危害和影响不容小视。特别是一些主要经济体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持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大量投放流动性,可能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推动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热钱的涌入也会对新兴经济体发展带来冲击。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重组引人关注。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倡导储蓄、鼓励出口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试图解决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过高、经济“虚拟化”等问题。有的发达国家还实施扩大出口战略,推行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力求改善贸易失衡状况。世界经济缓慢增长,全球需求结构明显变化,对我国稳定和拓展外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形成新的压力,也对我们在内需和外需的平衡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新突破。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世界可能进入创新集聚爆发和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时期,绿色发展成为一大趋势。不少发达国家在应对危机中提出“绿色新政”,制定未来发展战略,大幅增加研发投入,支持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等领域创新发展。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正在兴起,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有些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把握趋势、应对得当,就可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否则,就会贻误时机,难以实现赶超,甚至陷于被动和落后。

三是国际治理结构出现新调整。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结构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通过改进和完善已有架构,形成一个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已成为各方共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调整已经实施或正在推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有所增强。各国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与博弈强化,牵动着国际关系调整演变和国际力量分化组合。如何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趋利避害,有所作为,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二)国内环境的新特征

一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呈现新特点。200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700美元,2010年有望超过4000美元,“十二五”期间将向更高水平迈进。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对我国而言,在这个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继续提高,消费结构将持续升级,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也将随之调整变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为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快速增长变动中,经济结构升级的约束增多,社会结构平衡的难度加大,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亟待加强和改善社会建设。

二是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新挑战。现在,我国经济规模已位居全球前列,但人均国民收入仍排在世界百位左右。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推进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在经济持续发展中瓶颈制约也明显加大,传统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主要表现在: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增长方式粗放。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消费率偏低。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许多核心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受土地、水、自然灾害等多重制约,主要农产品稳产增产难度较大,加上市场流动性较多、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保持国内价格稳定、管理通胀预期的压力加大。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三是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新期待。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对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望明显增强。近些年来,尽管我国社会事业有了很大进步,但总体上依然滞后于经济发展,仍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块“短板”。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还存在不少难点和焦点问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仍然不够。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而社会建设还不到位,经验缺乏,人才也不足。这些都与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有较大差距。

(三)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七大提出,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建议》明确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们党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的进一步阐述,是指导我们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战略判断。

应当看到,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内在优势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发展的回旋余地广阔,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比较完整,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具有综合优势,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经过近些年的磨砺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在许多方面又积累了新的经验、铸造了新的优势。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形势长期保持下去。

还应看到,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没有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国际环境总体上仍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国内外两个大局互动加深,相互联系更为紧密,为我国在全球范围提高配置资源能力、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全球科技产业变革趋势,为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和产业整体跃升创造了条件;国际经济体系和治理结构进入调整期,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样性更加受到重视,为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使我们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可能。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战略机遇十分宝贵,时不我待,稍纵即逝。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在形势发展变化中捕捉新机遇,在国际国内相互影响中把握主动权,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妥善应对各种挑战,继续紧紧抓住并用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

(来源:《经济日报》2010年11月15日,本文系李克强同志《深刻理解〈建议〉主题主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文的部分内容,编者略作删节。)

  

五中全会与中国发展大势

辛  鸣

  

发展方位

五中全会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对中国未来5年发展方位与发展环境做出准确判断。

不管我们再多么低调,到今年底,也就是“十一五”末,中国的GDP将接近37万亿人民币。姑且不考虑以后修正数据的进一步加大,也不考虑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等因素,仅以现在的汇率来看,也将跃升并稳居世界第二。这就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的发展将要在“世界第二”这样一个起点上往前走。

可是,“世界第二”,这是一顶很漂亮的帽子,也是一顶不大好戴的帽子。它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两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对世界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无足轻重,而成为了举足轻重。5.5万亿美元有余的经济总量再加上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的地位,以及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事实,中国的发展将开始深度影响世界的发展格局与发展态势。如果说过去发达国家看待中国的发展只是把中国当成众多廉价工厂中一个比较能干但远远不在同一重量级上的打工者、追赶者的话,今天的中国已经可以面对面地站在世界舞台上影响乃至改变他们的产业模式、经济结构,甚至生活方式。这一点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很充分。国际社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这里绝不仅仅只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心理不适应),也必然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这些影响中有正面的,更多的会是负面的。目前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仅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更多经济政治争端的前兆与试应手。

第二个变化是,人均GDP将超过3900美元甚至突破4000美元,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一变化固然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但也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就是过去管用、能用、好用的行为以后恐怕不再能用了。穷人有穷人的活法,富人有富人的作派。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不可能简单复制从低收入经济体迈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既有发展模式。中国得开始学做“富人”了,但中国社会准备好了吗?

本来这两个变化已经够中国社会应对的了,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这一大背景,使得未来5年的发展环境将更加复杂。

对于金融危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乐观的人认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悲观的人则讲金融危机仍然在发酵远没有见底。乐观也好,悲观也罢,都不得不承认此前的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世界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步伐还是步调都在改变,变慢了,也变保守了。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对制造业这样的低端行业是瞧不起的,有金融产业的鱼翅燕窝,何必要制造业的小米干饭,可是现在甚至连美国都开始考虑在制造业领域与中国争饭吃了。“万物尽秋气,一室难为春。”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中国发展还能一如既往吗?

好中有忧,也许还有难言之隐;危中有机,却可能是稍纵即逝。这就是中国社会在“十二五”所处的发展方位。所以,五中全会既讲 “关键时期”,“攻坚时期”,又讲“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最后定位于 “重要战略机遇期”。这种瞻前顾后的复杂表述,着实显示了足够的清醒,足够的理性。

发展理念

认清了发展方位,紧接而来的就是发展理念问题。坚守什么样的发展理念,秉持什么样的发展原则,将直接决定着未来5年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

从大原则上来讲,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要、也仍然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但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不能仅仅是言语的宣誓,必须有具体的体现;“十二五”不能简单重复“十一五”的做法,虽然“十一五”的一些做法依然必要。五中全会就是在充分权衡这些因素、反映这些要求的基础上,把科学发展观对“十二五”发展的指导给进一步具体化了。

——“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协调发展。协调的范围很广泛,协调的内容也很丰富,速度质量效益的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一二三产业的协调,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等等。但在所有这些协调中,城乡区域协调更加紧迫。为什么农民老往城市里跑,哪怕做二等公民也在所不惜;为什么经济要素老向东部沿海集中,纵使化为泡沫也趋之若鹜。一言以蔽之,城乡区域不协调导致的巨大落差。可是在同一个国度内老这样下去是要摔跟头的,是要出乱子的。所以,这种不协调在“十二五”发展中要有实质性改变。

——“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创新发展。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产品价格总是提高不起来,中国产品给外国的印象就是廉价货;我们为别人的品牌加工的代工费用不到市场利润的2%或3%,有的甚至只有千分之十几。而且就算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低价格,国际社会不仅不感谢、不领情,反而给扣上倾销的帽子,老用反倾销的手段制裁我们。这种模式反映到国内的生产领域,就是工厂始终不敢提高工人的工资,只要提高一点工人的工资,工厂就没有了基本的利润,也就没有办法生存。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窘境,要赚到产业微笑曲线高端的钱,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离开创新发展是万万不行的。

——“十二五”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这些年来我们一些地方的经济是发展了,但资源越来越紧张,环境越来越恶化,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蓝天白云日渐离我们远去,青山绿水快成为了我们的记忆,脚下坚实的大地则被挖资源挖成了空洞开始下沉。而且,随着人口增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还会更加突出。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授人以柄,成为国际社会有事没事找中国茬的借口。

——“十二五”发展必须是共享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在追求发展的时候,把发展当成了目的,为发展而发展,以为只要建起了高楼大厦就叫发展,有了GDP就叫发展,却忘了考虑这些发展的成果是否真正能为人民群众所共享,是否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不假,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排在世界第99位,人均国民总收入更是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前段时间,北京陶然亭公园称公厕卫生纸消耗过大,暗示是老百姓不仅现场用还拿回家。我们多么希望这只是在造谣,但理智和调查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可正因为是事实,却让我们更加悲哀。一个曾经办过世界上最好奥运会、在中国城市中当之无愧名列前茅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市民竟然会对几张卫生纸斤斤计较,其生活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五中全会提出“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实在是有的放矢。

发展战略

发展理念需要发展战略去实现,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十二五”的发展战略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一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五中全会明确强调,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要做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需要加强科技进步和创新,需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毫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推动制度体制变革等等。这一切,在五中全会上都已经做出了很具体、很清晰、很有操作性的部署。笔者只强调一个大家可能关注不多、或者说有意无意回避的事实,这就是完成所有这一切任务都需要一个前提:中国社会要让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慢下来。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看重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越快越好,能快决不慢,你增长12%,我要达到16%。有些时候真实的速度达不到,数字统计也要拉上去,以至于各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全国增长速度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不是故意与大家拧着来反对速度快,而是在目前和未来的发展环境与发展条件下,想继续过去那样的高速度已然不可能,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只能是饮鸩止渴、引火烧身、引狼入室。

而且,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与教训也告诉我们,在过去那种发展速度状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能的。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就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但进展并不如预期;原因是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舍不得转变;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不敢去转变。总是一拖再拖。2008年以来,我们国家为了应对突发而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采取了强力的保增长经济政策。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不免带有比较重的传统发展方式的影子。现在来看,2009年的保增长非常成功。可是这一成功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淡出为代价的。我们在“十二五”期间特别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且一再强调加快,强调刻不容缓,与去年那些权宜之计所造成的负效应有很直接的关系。

其实,从经济增长规律来看,慢是一种必然。旧产业关停是即时性的,当这些企业被关停之后,现有的这些经济总量和经济拉动速度当然也就随之没有了。可是,新产业的培育则是渐进性的。新的企业从孵化、培育到真正能产出是要有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在转型过渡期产业空白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

再者,从中国发展现状来看,慢也是完全可以的。现在来看,“十一五”的目标,201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已成定局。按照中国社会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要完成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未来国内生产总值只要达到每年平均增长6.4%就绰绰有余了。所以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确实不必要太快,比“十一五”低0.5甚至1个百分点都是完全可以的。

更进一步看,慢并不肯定就是不好。今年年初,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如果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在2008年发展方式的基础上转变30%,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只是6%,也能达到现在8%甚至9%的经济发展效益。

当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不是不发展,而是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是在真正实现好的发展前提下的尽可能快的发展。所以,尽管看起来似乎矛盾,但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为了让中国社会能有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要在“十二五”发展过程中勇敢地慢下来,自觉地慢下来。

五中全会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而不对“十二五”经济增长指标做出硬性规定,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图。

发展难题

不折不扣地把五中全会的建议变为“十二五”规划是容易的,但是实实在在把五中全会勾勒的发展蓝图变为发展实践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些问题在言词上用“既××,又××”,或者“在解决××的同时,也要处理好××”的方式就可以很轻易地自圆其说了,但在实践中却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往往是顾此失彼的矛盾冲突。这就是一段时间来中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两难”。

比如,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对发展速度的把握。虽然我们讲在“十二五”期间发展慢一些是必要的、甚至是好事情,可真正速度慢下来后必然会暴露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已经习惯了30余年高增长的背景下,一时的经济失速还可能引发我们不能承受的社会政治问题;可是不慢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许就是空话一句。我们站在省长、市长的立场上想一想,勉强的快肯定没有未来,突然的慢却连现在都没有了。到底该快还是该慢,实在是“两难”。

又比如,绿色发展,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即使不用外人说中国社会也会在节能减排方面动真格的。中国社会能在前3年欠账的情况下完成“十一五”的节能减排指标,绿色发展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当我们面对国际社会的所谓碳排放大户的指责的时候,却必须顶住压力。因为一定量的碳排放是工业化的必需。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在生产环节的碳排放当然已经降低了。中国社会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没有了碳排放就没有了工业化的可能。我们不能幼稚地跟着西方发达国家去喊什么低碳经济,没有本钱与资格就去搞低碳经济无异于自废武功。如何既维护中国社会工业化发展的空间又进行卓有成效的节能减排工作,又是一个不易解的“两难”。

还比如,“十二五”把扩大内需作为很重要的战略要点,这是很正确也很明智的。中国这样一个大经济体要想持续发展过分依赖外需是不现实的,尤其是现在外需也越来越靠不住了。但是内需并不是说扩大就能扩大了的。经济学上的需求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需要,二是有能力去实现需要。现在的中国民众需要是大大的,给什么他都是有用的,可是如何来实现这些需要是力不从心的。前段时间“家电下乡”,农民欢呼了一下,企业也高兴了一下,但好像并没有持续多久。为什么呢?原来农民就那么一点钱,买了彩电就没钱交电费了。

所以,不能扩大民众的收入就不可能扩大内需。那么是中国的老百姓没钱吗?好像也不尽然。城市的房子价格越来越高,原因是中国老百姓手中多余的钱没有别的投资出口只好炒房子;中国游客到了海外是奢侈品商家纷纷追逐的对象,因为出手阔绰、百万千万花是常有的事。关键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一些群体发愁这么多钱搁手里总不能长毛吧,另一些群体则为了赚点养家糊口的钱疲于奔命。而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又需要调整变革社会经济运行体制乃至政治体制。一个扩大内需的问题,牵出了收入分配问题,又扯上了体制机制的问题,这岂止是一个“两难”,简直是连环套的“多难”。

在“十二五”发展从规划到实践的过程中,处处存在着这样一些“两难”乃至“多难”的问题。

(来源:《南风窗》2010年第22期,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我省“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展望

崔凤军

 

牢牢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趋势,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导向,以完善创新体系和优化市场环境为支撑,坚持高端化、特色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方向,加快培育和发展具有我省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之举,是我省提升综合实力、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根本之策,是我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我省化解要素瓶颈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保障。

近年来,我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中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培育出一批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创建了若干国家级产业基地,在生物制药、太阳能电池、废弃物综合利用、海水淡化、物联网、磁性材料、有机硅材料等相关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具备了坚实的产业基础。目前,国内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乘势而上,在“十二五”时期实现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发展。

总体思路

“十二五”时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我省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和“两创”总战略的要求,牢牢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趋势,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导向,以完善创新体系和优化市场环境为支撑,坚持高端化、特色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方向,统筹研究开发、产业转化、市场培育、人才支撑和标准制定等环节,加快培育和发展具有我省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

为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必须在发展过程中把握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政策激励和组织协调作用,营造良好环境、创造市场机会,调动企业主体的积极性,共同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人才支撑。把掌控技术源和增强核心技术能力放在突出位置,高度重视创新载体建设,大规模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鼓励创新创业,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竞争制高点。

坚持合理布局,集聚发展。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资源重点向产业集聚区、各类开发区(园区)、产业集群示范区集聚,加强产业配套,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坚持广泛合作,开放发展。充分发挥浙江市场领先、民资充裕、体制灵活的优势,大力引导民营企业投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效对接跨国公司、央企、国内知名企业,对接重要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对接金融资本,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迅速形成产业化能力。

坚持重点突破,示范带动。集中资源,重点突破产业发展关键技术和重点产品,坚持以应用促发展,研发、制造与示范应用互动,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竞争力不断提升。

重点布局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性,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将重点向产业依托条件好、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良好、科技人才资源富集的中心城市集聚,形成集聚发展的空间格局。

着力构筑沿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密集带。充分发挥我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土地资源相对充裕、产业开发条件较为完备等优势,大力引导人才、科技、资本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重点向沿海地区集聚,全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示范应用,形成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密集带,带动浙江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

做强杭州、宁波、温州三大发展极。杭州要以集聚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为特色,重点培育和发展生物、新能源、物联网、节能环保、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为全省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撑,发挥龙头领跑示范带动作用。宁波要充分利用深水港和口岸优势,依托开放型经济,重点培育和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物联网等产业,成为我省以规模制造为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区。温州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创新示范优势,不断增强在高端人才、科研、金融、信息等领域的集聚能力,重点培育和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和新能源、高端装备、物联网等产业,成为我省南部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区。

培育一批特色产业区。嘉兴、绍兴、湖州、台州、金华、舟山、丽水、衢州等八个区域中心城市,要充分发挥现有产业基础和特色资源优势,依托产业集聚区和各类开发区(园区),加强与省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和科技人才联系,集聚省内外相关产业资源和要素,引进国内相关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进一步做专做强做大特色产品,形成特色竞争优势。

重大行动

“十二五”期间,我省将以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和产业基础为支撑,通过实施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项目,培育掌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规划构建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新兴产业集聚平台,逐步建成具有浙江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建一批产业基地。结合我省产业集聚区和海洋发展带建设的战略部署,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创业环境好、特色突出、集聚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创建新能源产业、海洋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积极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等国家级产业基地向省内有条件的开发区(园区)辐射,形成一大批具有较高行业发展水平的国家级产业基地拓展区。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区域竞争实力为目标,培育建设一批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

实施一批重大项目。选择符合我省实际、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门类,集中力量组织实施若干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实现产业化的重大突破。完善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机制,组织申报和实施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和重大科技专项。引进一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水平提升和产业链完善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大、好、新项目。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储备库建设,实行动态管理。

突破一批关键技术。结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突破重点,设立和实施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物联网技术、高效节能技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技术等重大科技专项,突破一批关键技术、高端共性技术和瓶颈技术,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对符合专项要求的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项目,加大力度持续给予支持。

培育一批骨干企业。结合146家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培育计划,推动省属国有大企业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力度,支持和引导我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集团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积极引进世界500强企业、中央企业,鼓励企业强强联合、兼并重组,培育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行业龙头骨干企业。通过上市、股权融资、引进创投基金等方式推动具有技术优势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规模化发展。

建立一批创新载体。支持浙江大学、浙江省医科院等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相关学科形成国内乃至国际领先优势,引进国内相关领域的大院大所。大力扶持国家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引导行业龙头企业自建或与研发机构共建企业技术中心。鼓励企业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等一流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紧密合作,建立一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围绕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攻关和系统集成,建设若干工程化平台。结合创新载体建设,通过自主培养和引进方式培育一批创新团队。

启动一批示范工程。组织实施全民健康、绿色发展、信息惠民等若干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引导消费模式转变,培育市场。通过政企合作共建、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在新能源、农用生物制品、物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组织实施一批行业应用示范工程。支持杭州等开展低碳城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城市、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城市等建设。

(来源:《浙江日报》2010年1月31 日,作者为省发改委副主任)

 

  观点摘编

邓伟志:利益和信仰少了哪一样都不行

 

“十二五”将会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下功夫,除了提升硬实力,更要提升软实力。软实力是引领,是支撑,是前提,有时候比硬实力更重要。哪些是同经济发展有关的软实力呢?第一位的是目的。目的决定方式。我们要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得好,首先是要转变发展目的。有些人把“增长”看作发展。“增长”与发展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有些单打一的增长,可能妨碍整体推进;有些杀鸡取蛋的增长,可能危害人们的长远利益。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终极的目的是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幸福指数的重要性高于GDP。发展不能以社会动荡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精神为代价。我们必须端正发展目的。其次是动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是人,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发展必须发挥人的作用。而人的积极性是靠两样东西来调动的,一是利益,二是信仰。这两样东西少了哪一样都不行。要想动力大,就必须给各方以利益。不搞平均,但要平衡、均衡。少了哪一方面,都会引发矛盾和冲突。信仰是看不见的,又是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信仰是分层次的。道德的底线就是公私兼顾,上限是大公无私。软实力从前称“虚”。以虚带实,虚实并举,经济才会持续发展,社会才会奔腾向前。

(来源:《北京日报》2010年11月29日,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王梦奎:怎样的规划才符合实际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过十一个五年规划,从五年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可以看出国家发展的轨迹和脉络,也反映出经济体制和发展理念的进步。

 “一五”到“五五”是计划经济体制,“六五”到“九五”是经济体制转轨,“十五”以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除“一五”外都没有严格制定和执行,法律程序也不健全;倒是经济体制开始转轨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五年规划的制定和执行,逐步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按理说,计划经济体制是应该严格计划制定和执行的,为什么反而没有做到呢?究其原因,第一,是决策的随意性,例如“大跃进”;第二,是政治不稳定,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是具体操作方面的原因,在社会经济情况复杂多变条件下搞大量的指令性指标确有困难;第四,更重要的是,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战略目标把握得不准,例如上世纪50年代末期提出“超英赶美”,60—70年代提出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有些具体的目标,例如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等等,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战略目标,按照这样的要求搞规划,谁也搞不好。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些大的战略定位和部署对了,加上对外开放后能够以国际视野看待中国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才有可能比较符合实际。

(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1月10日,作者为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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